近日上海严格实行“动态清零”政策，并展开了全市范围的封城限制居民出行以减少人际接触。但从四月份以来的实施的政策的效果来看，每日的感染数仍然居高不下，甚至还没有达到“拐点”，即单日感染新增数开始减少的第一天。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中国的经济命脉之一，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全市范围内的封城必然对国家范围内的经济、生产等带来了严重大打击。抛开通过媒体获取的片面信息不谈，也抛开上海不谈，我们仔细想想：如果一个社会在运转，我们怎么评判其好坏，对错呢？比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社会准则的形成与规范，到底哪些最终是好的，哪些又应该被摒弃呢？谁有权定义好坏，谁又有权最终根据定义的好坏调整社会运行的方向呢？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复杂又庞大的一系列问题，也是人类建成社会系统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我自然没有能力解答。但是我还是希望通过类比的方式得到一点理解。
要想真正明白我们在问什么，首先我们必须理解社会的定义与形成。
人自古就是群居动物，群居的目的相比于独居，往往是为了提高生存率。由于大家基因相近，无论哪一个存留并繁衍下去，对互相都是有利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即便每个人（每个基因）都是自私的，但是在别无选择或是生存压力大的时候，他们也会无私地让与自己最相近的人（或基因）得以延续下去。
群居就是这样一种策略的实践之一。
人又是如何从群居走向最终形成社会的呢？这就远非是单纯的生物学问题了。社会如此庞大，复杂，以至于它可以被理解为无数个小社会（如家庭、学校，公司等）的有机融合，也可以被简单看待为所有个体的直接叠加。但是无论用哪一种模式，我们都无法轻易窥见其全貌，因为每个个体的状态，以及历史经历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社会，而这每一部分我们都不完全了解。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群居模式到最终形成社会结构的过度是很自然的。从一到多的变化可能是本质的，而从多到更多，相对就会平缓且合理。
有趣的是，社会的最终形成与多细胞生物的最终形成非常相似，这也是我们可以完全通过类比而非依靠对社会完全地了解来窥见其整体特性的原因。在拓扑学中，为了研究一个集合，我们可以转而研究与这个集合同构、或是同伦、同调的更简单集合，这些集合虽然并非原先的集合，但由于其相似性，很多基本的性质可以被保持。因此我们不但节约了时间，还能够把我们的结论推广到更一般的场景。
下面即为这个类比。
为了方便，我们不妨用人自己作为例子。人是由很多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经过足够的分化，都能够发挥自身的职能，所有细胞共用同一组遗传物质，并且在干细胞阶段都能分化成所有现有细胞的可能性。
而社会是由很多人组成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职能，虽然人的主观能动性较强，以至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或是更换工作，但是短期而言，社会运作与人的生存是很类似的。由于有性生殖的存在，人类基因即使互相之间有差异，仍然同属于一个基因库，只有等位基因上会略有不同。并且每个人生来都有成为社会中任何一个角色的潜力。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与细胞间的协作有相似性吗？由于细胞的高度特异化，单个细胞很难负责多种职能，细胞与细胞间交流较少，主要靠内分泌系统和体液作为通道建立联系。所以，虽然每个细胞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但是自身的自由意志非常有限（基因的表达具有一定随机性，因此仍然具有），它们需求能量和氧气供给自身活动，消耗人的能量创造价值（让人能够生存）。人在社会中也有相同的架构，我们使用互联网交流（古代只能与相近的人交流，这和细胞只与临近的其他细胞有交互十分相似），并通过信息、邮件或是广播的形式获得统一的信息传递，就好比人的内分泌系统。同时由于具有较高的主观能动性，人类会有复杂行为，前面也提到，这在短时间内可以暂且忽略。同时人类消耗社会资源（吃喝用度），创造社会价值（为其他人生活服务）。
如果逻辑上一切顺利，社会就被我们简单类比成了一个人，而我们每个人只是一个人身上的不同细胞。
这又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运行呢？
首先要明确一点，社会本身是没有意识的，因此我们类比的这个人也不能带有思想。
如果社会欣欣向荣，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在健康地生存，此时，身体的细胞并不全是好的，有些也在凋亡、衰老、更替，所以即便社会处于“好“的发展过程，某些个体也可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定义社会发展的好坏决不能取决于某个个体或是某个群体，而要关注整体。
社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其中的个体能够长久存在，但是由于这种分工的形成，每个个体都无法独立于社会而长久。这与多细胞生物的形成、人的存在十分类似。因此，由于所有人绑定成一个整体，那么社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存在本身。延长其存在就是好的，损害其存在的就是坏的。这时我们已经失掉了社会中每个个体的概念，就好比讨论一个人的存在，我们不会去关注某个细胞的安危，即便它（如果有思想）并不想消失，但如果它的存在如果不能带给个体益处，它的存在就可以被抹除。
即便这样定义，我们能否观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趋势是稳中向好还是节节败退呢？
从个体层面，我们只能窥见一斑。比如作为一个肌肉细胞，如果看到流经的血液中血糖含量急速上升，或是肾上腺素飙升，我们大概也能猜到个体获得了食物对其存在是有益的；但如果作为一个神经细胞，发现最近去甲肾上腺素或是多巴胺等神经递质越来越少，差不多也能猜到个体遇到了扫兴的事件，对其存在并无益处。
但即便我们预测的是对的，作为单个细胞，我们很难有能力改变当前的状态，因为很多决策都是高级中枢神经细胞作出的，虽然它们的存在完全依赖普通的细胞，它们也在理论上与所有细胞平等，但是人的结构就是如此，有些细胞分工到基础功能，有些被分配到决策层。决策层的某些极端的行为能够导致极差的结果，比如走路不慎摔断腿，意味着腿部的细胞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对待。虽然错在决策层，但是结果要大家一起承受，因为所有细胞都在一个整体中。
这告诉了我们什么？
社会发展时好时坏虽然有表现，但也并非完全明晰，我们很多时候只能在局部观测，不一定能得到客观的结论。很多时候，即便我们心怀不满，被不公正对待，但是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个体，很难有机会得到社会的关注，更不能说改变社会进程。
社会发展的好坏的评判应当是客观的，但是却永远无法客观地实现，社会不会说话，只有我们会。这样，好坏的判断标准很容易落到决策层，根据这个标准制定的规则也同样会来自他们。但是他们对客观情况判断的对错造成的回报和损失，都将分摊到社会中的每个人身上。我们在受苦时责备他们，幸福时感恩他们，而不是永远心怀感激，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没有高低贵贱。失去了一个脑细胞和一个肌肉细胞，都会对个人不利，但不会击垮个人。
无论如何，这里通过类比得到的结论也只是社会运行的大致规律，由于较高的自由度，人类社会远比“细胞社会”复杂，希望自己能从中得到一些对未来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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